新型经营主体不尽人意

　　今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农业经营主体的完善是重要环节。从记者在多地的调研看，三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都存在程度不一的问题。

　　当前，家庭农场面临着与市场有效对接的问题。自2013年“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以来，由于它能实现适度规模经济，在农村得到了迅猛发展，不过它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在对接市场时还是困难重重。

　　记者在安徽北部看到，淮河两岸的家庭农场比比皆是，这里每亩土地的年租金已超过1000元，这些家庭农场为了对接好市场，很多是和合作社、农业企业联手创市场。安徽省阜南县56岁的家庭农场主苗少金告诉记者，单个家庭的劳力有限，要把农业产业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包下来，是不现实的。以他为例，近年来从村民手里流转了80亩耕地种植黄梨，生产量比以前大大增加，如果仅靠他家去闯市场、卖果子，风险实在太大。现在他联系了一批同行，采取“合作社＋家庭农场”的方式，才有专门的人员跑市场，有效地降低了市场风险，提高了家庭农场收入。

　　相比家庭农场，公司化运营的农业企业虽然有专人跑市场，但却存在两个很难克服的问题。一方面，雇佣的农民存在“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安徽省阜南县农委副主任蔡明胜对记者说，由于不是种自己的地，同时农产品又不像工业产品一样可以标准化检验，农民干活效率大多比一家一户生产或家庭农场低，有些农业企业因此出现亏损。

　　另一方面，适宜耕种的土地依然是农民的“命根子”，不少农业县土地流转难以成规模，如陕西关中平原的扶风县土地流转率仅16％。从事农业管理30多年的甘肃省景泰县农牧局经管站站长尚站新对记者说，如果把土地长时间交给农业企业，不少外流农民担心老了回到农村后，靠一年几百元的流转费活得太艰辛，这种心态在耕地条件比较好、城市就业比较难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尤其常见。相比之下，以农民自己生产为基础的合作社就没有这样的负面效应。

　　据了解，“合作社＋”既有专人跑市场、又不影响农民的生产经营权，以合作社为纽带的“合作社＋农民”“公司+合作社＋农民”已成为欠发达农村数量最多的新型经营主体。这些经营主体本应强有力地带动农民发展，但是多数“合作社＋”却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记者采访发现，安徽、湖北、陕西、甘肃能有效带动农民致富的合作社在四省均不到20％，很多县在10％以下，像甘肃省有一个县2482家合作社只有40家能起带动作用。
 

　农业合作社“多而不规范”

　　记者发现，“合作社＋”起不到应有的带动作用，主要是因为做不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多数合作社像“露水夫妻”，利来则聚，利尽则散。

　　记者在中西部多个农业县调研发现，当前的农业合作社大多数是最近10年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在山区还是平原，这些农业合作社都是“多而不规范”。如陕西深处秦岭腹地的一个县，目前有农业合作社128家，但是完全规范运作的一个也没有。位于关中平原的扶风县有农业合作社650家，运作比较规范的仅占20％。据陕西省农业厅统计，到2016年底全省共有合作社4.2万家，其中只有2000多家是够得上省级示范条件的规范发展的合作社。

　　目前，农村合作社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可以共富贵、不能共患难。绝大多数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黏性不强，与农民没有建立起农产品保护价收购制度。当农产品市场比较好的时候，还能聚在一起发展，当市场滞销时，无法做到风险共担，就各奔东西了，社员与合作社的约束关系十分松散。

　　二是大部分合作社缺乏规范、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只有“收入－支出”的流水账，没有完整的会计资料。西部一个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对记者说，县里的合作社没有专业会计，包括信用社在内的金融机构都不愿意给合作社贷款，除非有信誉的机构担保。陕西省委农工办公布的2016年金融支农调查显示：全省近81％的农业合作社希望得到贷款支持，但只有0.7％能获得贷款。

　　据了解，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监管不严。由于没有一个机构切实对合作社的市场退出负责，使得现有的合作社“鱼龙混杂”，貌合神离的“露水夫妻”比比皆是。

　　据记者调研，当前各地对合作社的管理存在漏洞，工商部门只管注册登记、农业部门只管认定和业务指导，谁也不管合作社的市场退出，客观上使得合作社只有生没有死，造成大量“空壳合作社”。陕西一个平原县的农经站站长对记者说，该县在工商局注册的农业合作社有630多家，但是愿意接受农业部门指导的只有150家左右，有些合作社只是徒有其名，有的只为获得国家的专项补贴。据记者调查估算，中西部多数省份至少有15％的合作社没有运作过，成为“空壳合作社”。

　　由于监管不力，运作正常的合作社，不规范的地方也非常多，尤其是合作社的理事长，缺少监督后，能否按照合作社的章程办事，完全靠自觉。近年来出现一些合作社搞非法集资事件，凸显合作社监管的不足。据记者调查，2014年、2015年，仅陕西关中就有多家合作社理事长涉足非法集资。有一位理事长在被判刑三年后，竟嫌出狱早、担心被社员追债，要求法院判他30年。在这些事件中，都存在相关部门的监管缺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