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煤能否治理得好，不仅关系到空气质量改善度，也关系到煤炭转型升级能否顺利实现。在散煤治理政策制定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要协调好哪些关系？利益相关方应是怎样的角色？带着这些问题，在日前举行的“散煤清零 聚力共建”活动现场，记者专访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部副主任雷宇。

       兼顾利益诉求是难点

       中国能源报：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散煤治理难在哪里？

       雷宇：一方面，政府各部门虽然同为治理散煤努力，但各自诉求不同。

       比如能源部门考虑更多的是在保证供应的基础上实现低碳化；环保部门最关注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改善空气质量；住建部门则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清洁采暖，在治理散煤的同时提高民用建筑节能水平；财政部门会更多地考虑国家经费的使用是否高效；而对于农业部门，则更希望散煤治理可以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改变农村以前因为用煤而导致的不洁净面貌。

       所以，我们都希望政策能够充分照顾到各个部门的期待与诉求，同时能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更多利益。要实现该目标，就必须在诸多诉求中寻求到最佳平衡点，并且尽快见效。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散煤治理和清洁采暖的政策制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这其中也牵涉诸多工作。所有工作的推进都要配合彼此的节奏，系统协调诸多工作的难度很大。

       中国能源报：散煤治理政策制定落实中还要处理好哪些关系？

       雷宇：一是政策实施中的反馈与调整。比如地方在散煤治理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对于这些困难，一方面要进行横向比较，另一方面要进行纵向反馈。在不断的比较和反馈中，一些工作的细节可以得到修正和调整，最终才能体现出政策设计之初的效果。所以，散煤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散煤治理、清洁取暖政策推行的第一年，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把这些问题解决好非常重要。

       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更多的是基于当前遇到的情况，但是过几年情况可能就不同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取暖的需求也会随之变化，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在制定政策时，究竟是以当前的百姓需求状况为基础来制定还是要以未来几年的需求为基准点？如果以目前的需求为基准点，那么有可能过几年百姓需求增加或提高了，还要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如果以未来几年的需求为基准点，又有可能目前负担不起如此大量的投入。所以，这些复杂的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慢慢解决。

       既要减排也要可行

       中国能源报：散煤治理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什么？

       雷宇：散煤治理政策的制定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系统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让“木桶”尽量不存在明显短板。

       首先要明确的是，散煤治理的首要因素是减排效果。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是散煤治理的根本目标。所以，需要综合比较，找到合适的技术路线，达到最佳减排效果。

       同时，还要考虑清洁能源替代的实际抵达状况与持续提供的能力。在寻求散煤的替代能源时，不管是工业余热、电力、天然气还是其他能源，一定要考虑到这些清洁能源能否抵达农户、能否保证持续供应。这是在治理散煤时的重要制约性因素。

       还有一个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是农户使用清洁能源时的安全性。如今，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老人独居较多，在使用清洁能源时容易有安全隐患，所以安全用电、安全用气的教育和保障工作不可或缺。

       中国能源报：您如何看待百姓比较关心的成本问题？

       雷宇：煤改清洁能源的成本问题是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要重点关注的，它关系到散煤治理是否可持续。必须要深入研究，以前每户百姓烧煤采暖需要花多少钱？改成用电或者用气需要花多少钱？成本的变动老百姓能否接受得了？

       当然，在实际的煤改清洁能源中，涉及到的除经济成本之外，社会价值取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有趣的案例，在河北南部某地区，做完煤改气的村子，娶媳妇时的彩礼能少两万块钱。如此一来，煤改气就成了大家愿意接受甚至积极争取的事物。所以，散煤治理涉及的不仅是经济性问题，社会心理、社会价值取向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